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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治理

■冀实 2011-9-26

    经济危机过程中,我们总会竭尽全力地应对和治理危机,也许这就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伟大之处。建立起现代经济学大厦的亚当·斯密是反对国家对经济事务实行干预政策的,他认为自由贸易、低税赋、最精简的官僚机构是经济增长的政策条件。自亚当·斯密之后,现代经济学者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但主流仍是赞成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的。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应对和治理中他找到了宏观经济干预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市场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市场失灵,在这个时候,政府支出可以平衡因经济波动造成的个人消费和投资的下降。自由主义很快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时候反转过来,认为是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私有化、放松管制和供给减税等政策再次获得支持并加强实施。然而,不管理论界的争论倾向于哪方,政府的侵扰性、税收饥渴性和官僚主义的气势却持续上升,以美日英法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支出占国家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00年的10%左右提升到当前的50%甚至更高。治理危机时,政府更是理直气壮增加开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当然不能例外。
    
    从政策层面看,治理经济危机不外乎沿着两条线路来进行:一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经济恢复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二是改革经济的微观运行体制,把导致危机的因素剔除。但是操作起来异常复杂,不仅有量的与时机的问题,还有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实施方式。通过这些手段和方式的组合,产生了许许多多政策主张和理论。比如治理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并采用了其政策主张;治理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诞生了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他们的政策主张。由此可见,危机不仅会带来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也会带来经济金融理论的变革。

    那么这次首发于房地产市场的国际金融危机,会带来哪些革新呢?当然,这决定于路径依赖和政策措施。我们知道,这次危机主要来自世界经济存在的四大失衡:技术垄断与产业转移导致就业与福利失衡;分配过于集中导致消费与储蓄失衡;全球化及福利保护导致生产与消费失衡;外汇储备与回流导致货币资产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根据这一症结,美国人采取了哪些政策组合呢?

    截至目前,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刚刚实施届满,是不是还要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我们不得而知。从此前危机治理政策的实施方式,我们可以管窥美国的良苦用心和独到之处。在危机初期,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实行重组与救助等措施。随着危机快速蔓延和加剧,到危机中期世界各国不得不携手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与措施。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长达1073页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该方案旨在短期内刺激经济,也是为促进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增长而投资。经济刺激方案总额为7870亿美元,由减税和政府支出组成。减税总计2880亿美元,约占经济刺激方案总额的37%。减税包括对个人及家庭减税与对企业减税两部分。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减税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是减税计划的重心。根据方案,到2010年底,95%的美国家庭将获得减税,个人可减免400美元,家庭可减免800美元。对企业的减税比重较小,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即只有年利润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才能以2008年或2009年的亏损来抵消过去5年内已支付的税费。根据白宫网站的注解,分领域来看,减税方案中有150亿美元属于“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610亿美元属于“弱势群体救助”,250亿美元属于“教育培训”以及220亿美元属于“能源”。在此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的分领域安排,则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的总资金为1260亿美元,弱势群体救助总资金为1420亿美元,教育培训总资金为780亿美元,能源总资金为650亿美元。这种减税安排有利于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帮扶中小企业度过危机。对于基础设施、科学研究、婚姻调查教育培训和新能源等项目扶持力渡较大,有利于新兴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尽快的速度崛起填补传统行业重塑带来的工作岗位缺口。除此之外,还专项列出了救助弱势群体的减税计划,以帮助危机中的待岗人员。

    美国不仅利用减税计划扶助行业发展,还安排了相当规模的政府支出用于救助地方财政和促进基础行业发展。政府支出总额接近5000亿美元,包括以下项目:其一,1440亿美元用于“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救助”,这是联邦政府为了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削减卫生和教育开支或增加税收,而向各级地方政府的拨款。其中包括对各州政府拨出的修缮学校建筑的536亿美元。其二,111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资,以兴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加强宽带网络覆盖;为国防设施实施能源效益计划;洁净水源;清理前核武和研究场地的环境等。基建项目中,72亿美元用于改善网络宽带通路,特别是偏远地区;110亿美元用于提升美国的电力网;145亿美元用于环境计划,包括消除已废弃的武器和能源研究中心,改善食用水设施。其三,810亿美元用于直接针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其中,100亿美元投资公共住房计划,199亿美元用于济贫,增加食物换领券资助贫穷家庭。其四,590亿美元用于“卫生”。除将投资于医疗信息技术领域,例如将病例数据电子化外,437亿美元用于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紧急基金,其中有269亿用于帮助失业者维持他们的医疗保险。其五,530亿美元用于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投资。其六,430亿美元投入在“能源”领域,其中199亿美元投资在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131亿元用于对再生能源生产的税收抵减。最后,80亿美元用于其他支出。

    从微观机制而言,这些危机治理措施将展开企业大规模淘汰与新生。从生产要素而言,经过技术初创阶段的资金积累,新生资本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新生企业资本需求,物质、技术等资源也能达到规模生产的要求,只有新生行业对人员需求日益增加而供给相对不足,而由于传统产业大规模淘汰致使失业率快速攀升。在危机的治理过程中,必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长期处于高位的失业率、持续走高的物价指数等新的问题,可以预见危机的治理过程将极其漫长。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几乎贯穿于上世纪整个30年代;与上世纪整个70年代相伴的,是经济滞胀及两次石油危机。根据罗默等人所著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就业效应》(The Job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一文,本次危机就业率至少到2014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如图所示)。从2007年算起,整个产业价值链条重塑过程的时间跨度要整整7个年头,就业水平才能基本恢复到危机前。

    尽管危机的治理是漫长的,但是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结果。危机将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结果呢?房地产市场何去何从呢?请看下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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